道教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在汉朝末年创立的，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以道学、仙学、神学和教学为主干，并融入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内容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道教创立后尊老子为教主。
老子像
道教起源
东汉刘秀政权是在豪强地主集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发展，政治上把持朝政，经济上疯狂地兼并和掠夺土地，建立大大小小的庄园。从和帝始，宦官、外戚交替执政，政治统治腐朽黑暗，社会秩序紊乱。
在豪强地主虎噬狼吞的土地兼并以及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之下，加上封建王朝的横征暴敛，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落为豪强地主的徒附和部曲（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而更多的农民在丧失土地以后，则变成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生活尤为悲惨。农民的灾难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许多农民饥寒而死。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里描写当时社会的惨状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饿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 因此，随着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上外戚专政，宦官当权，使当时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社会危机面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大众渴望摆脱苦难，但又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他们就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一种宗教来拯救自己。而无能的统治者又只能用宗教来麻醉自己、欺骗民众。这样的社会条件为道教在顺、桓时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
自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起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此外，董仲舒还步巫师、方士的后尘，制定了求雨、止雨的方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儒学神学化了，从这一点说，汉代的儒已经不再是先秦的儒。刘秀利用谶纬登上皇帝宝座后，更把谶纬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之后的白虎观会议，用谶纬解释经义，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谶纬神学得到广泛的流行和应用，成为东汉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这样的历史背景，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也加快了道教的建立过程。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道家之学倍受朝廷尊崇、神仙方术广为流行之际，佛教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社会上流传。在东汉时，人们还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念的是道经，拜的是佛陀。东汉末年，一批西域僧人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到洛阳，译出大量佛教经典。
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佛教的教义、教会组织系统、教规教仪和礼拜的祭祀对象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从西域来的商人保持着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这些佛教形式给当时中国的方士以很大的启示，给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板。可以说，佛教的传入如同催化剂，加快道教的建立过程。东汉时形成宗教，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道教简介
道教以"道"名教，对老子之道一要学习，二要信仰，三要继承，四要发扬。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其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天，既指现实的宇宙，又指神仙所居之所。天界号称有三十六天，天堂有天门，内有琼楼玉宇，居有天神，天尊、天帝，骑有天马，饮有天河，侍奉有天兵、天将、天女。其奉行者为天道。地，既指现实的地球和万物，又指鬼魂受难之地狱。其运行受之于地道。人，既指总称之人类，也指局限之个人。人之一言一行当奉行人道、人德。鬼，指人之所归。人能修善德，即可阴中超脱，脱离苦海，姓氏不录于鬼关，是名鬼仙。神仙，也是道教教义思想的偶像体现。道教是一种多神教，沿袭了中国古代对于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以及祖先亡灵都奉祖的信仰习惯，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的复杂的神灵系统。道教在中国发展的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道教文化极其高雅,极其通俗。亦其中一部分已演化为民间世俗，成为劳动群众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主要内容
道教文化纷繁绚灿，包罗万象，其内容庞杂多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道教神学.
在道教文化杂而多端的内容当中，有一个核心，就是道教神仙信仰。道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具有一套自己的神学理论，有一种能够吸引人们进行追求的宗教信仰目标。这种信仰就是，人可以通过努力追求而成为长生不死、功能广大的神仙。这种神仙信仰乃是道教所阐发的神学理论核心。道教产生之初，即以确立了其神仙信仰，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还从古代哲学、原始宗教及古人的养生锻炼等行为中吸取了许多成分，用来组建其有关神仙信仰的理论和行为体系，奠定了道教神学发展的基础。道教的最高主神是三清，包括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实是“道”的一体三位。在"神仙信仰"这块"磁石"的吸引之下，道教徒进行了种种吸收、创建文化的活动，营造出一个庞杂的道教文化体系。
道教三清
二 道教伦理.
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反映在道教的教规、戒律当中。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既吸收了道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也吸收了儒、释二家的，故其内容愈来愈多，亦愈来愈复杂。其中对道教伦理观念影响十分显著的是儒家以忠孝为主轴的三纲五常思想。但和儒家不同的是，道教的伦理道德，主要是靠神灵的威力来贯彻的。道教一方面以长生成仙的美好幻想来引导人们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赏善罚恶的神灵威力来迫使人们遵守伦理道德。正面引导与反面恐吓相结合，使它的道德伦理准则，在社会上发生更大的影响。此外道教的劝善书，使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更集中、更系统化和更通俗化。
三 道教哲学.
以往道教被认为是一种低级通俗的民间宗教，只有一些近于巫术的符水、斋教、科仪，谈不上哲学思辩。但如今大部分的学者皆认为道教有其哲学性的内容。道教哲学是为其教义服务的，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换言之，对道教教义的哲学论证就是道教哲学。道教哲学的思想素材一开始就来自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道教大量地利用了道家哲学的理性论证，使道教思想中包含世界观、认识论、伦理学、人生论等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是道教哲学的基本范围和构成成分。其中神仙不死之"道"是道教哲学的中心范畴，神仙存在和人能成仙不死是基本的命题，论证人有无成仙的内在根据、人成仙取何途径是其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一面。
四 道教金丹术.
金丹术是道教的一项重要方术，包括外丹和内丹。外丹即通常所说的炼丹术，也称外丹黄白术。外丹以丹砂、铅、汞、硫为主要原料与其他药物相配合置于炉鼎之中，运用"飞"、"抽"、"伏"、"封"、"淋"…等等手段加以烧炼，以求制得服饵后能使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仙丹妙药。因相信服食金丹才能长生成仙，故历来道士莫不投入毕生心力加以炼制。虽然服食金丹最后并不能长生不老，但道士在炼丹过程中，却意外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随着外丹术的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炼养人体精、气、神的内丹术。内丹术继承综合了服气、胎息、守一、存思等功法，对后来的气功 影响很大。
五 道教医学.
自道教创兴之时，道教就把医术作为其传道济世的工具。而且随着魏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道教徒更是把医药视为其追求和达到长生的必要辅助手段和必备知识。道教医学"道法自然"的思想为理论指导，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极富道教特色的人体医学思想。道教医学家经过长期济世行医的医疗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且发明创新了各种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道教医学养生功法，如房中术、服食、辟榖等等。
六 道教文艺.
道教文学艺术就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长生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题材的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可以扩大道教的社会影响，进而提高道教的宗教素质。反过来，道教的神仙信仰也给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巨大的影响。在道经中，不仅有些道经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道教中的造像、壁画、音乐、宫观建筑、神仙图像等，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以道教和神仙为内容的作品更是不可胜计，从中也可以看出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
道教塑像
道教绘画
当然，道教文化的内容还不止上述六个方面，如果深入地加以探究起来，必将会发现道教文化的丰富及多彩。
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道教不同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不是由外国传入的，它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起源于中国古代先秦王朝的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老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教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公元十四世纪时传入了欧洲，对欧洲古代文化和思想也有深远的影响)。道教同时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巫术和求仙方术是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他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长久做用于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如火药的发明和中医药理论的形成都与道教有关）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那么它对中国社会有哪些影响呢？首先，道教认为“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类，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其次，主张人类应学习好处世的智慧和自我修养的能力。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应有积极的作为，不优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第三、道教要每个人都要用心感受周围的事物，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谐和循环。”也就是万物循环、太极长转的道理。这些理论曾在我国西汉年间用于治国的思想，使广大人民得以从秦朝的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使西汉社会得以发展和强盛。
道家所倡导的：“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的法则，就是说：“有天道，日月星辰是运动的，有地理，山河江海是可循环的；有人伦，就要有尊卑和长幼。老子曾讲过：“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伴。功名存于心，创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创烦恼之情增”。这就是老子对人规范的行为准则。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对老子的所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老子在论述人情世故中也有精辟之道，值的借鉴。老子说：“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论和谐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通智，则人昏庸而事易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老子的这些观点，对当今人与之间的交往有绝对的指导作用，很值得我们借鉴。
道教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就是因为它的主张附合人们热爱和平，向往自由的美好愿望。它对人类要求的行为规范，附合历代统治者的意愿，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利用道教的教理教义来平和人们心态，指导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怎样融合于社会，不争权夺利，自强不息的建设美好家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思想对稳定社会，有着积极作用。
道教文化在和谐文化中的作用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教文化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挖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中诸如“无为而无不为”“见素抱朴”“上善若水”“无量度人”“性命双修”“道法自然”等思想的积极因素,有益于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一 “无为而无不为”的和谐理念审视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要义之一。即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的民主法治型和谐社会。而道教经典《道德经》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这就是说,“道”是无为的,无为即是一种有为。倘若君王能够持守这“无为而无不为”之道,万物就会归向于他。依古推今,在当前全面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中,我们完全有必要时刻铭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在。唯有如此,才能在面对社会上一些人因私欲膨胀而做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等不和谐行为时,更好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法规,进而真正实现民主法治,从而“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同时,也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而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我们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也要注意方法,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治理大国,要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要常去翻动它,否则就会将小鱼煎得支离破碎) ,保持大政方针的相对稳定性,避免人民因政策的变来变去而难以适应,感到烦闷,对执政者失去信心。纵观和谐社会理念的演进过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前提的联合体,到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要妥善处理社会各方面、各阶层之间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再到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后提出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的统筹兼顾和安定团结的思想,显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展”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民主法治建设新局面,进而达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和谐社会新景象。
二 “见素抱朴”的价值取向审视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这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构建应给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发展平台,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诚信至上、道德为善、法制在心、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氛围。在“和谐之风”遍神州的今天,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思想显然仍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见素抱朴”中的“素”“朴”指人之善良、纯朴的自然本性。“少私寡欲”中的“寡欲”指以平常心对待万事万物,并有较强的自我控“欲”能力。因此,一个“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就是一个能“持守外表单纯、内心质朴、减少私心、抑制欲望” , 回归到最初纯真本性的人。一个人人都能“见素抱朴”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正义、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事实上,水有源,树有根,我们今天之所以追求和谐,是因为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些许不和谐现象。譬如,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地区间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导致受教育者享有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经济方面,一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眼前利益而在市场竞争中采取摈弃信用、弄虚作假等不公平的恶性竞争行为;收入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还存在地区间、行业间等非合理性的差异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入非正义性不平等。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着秉承纯洁朴实的本质,诚实无欺,公平交往,不弄虚作假;意味着减少私欲杂念,坚守正义,不口是心非。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具有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三 “上善若水”的价值理念审视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换言之,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诚信至上、互帮互助、平等博爱、融洽相处的和谐生活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正是道教经典《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所要达到的景象。“上善若水”,即最上等的善是水。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子告诉我们“,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 即水滋润着万物,扶持着万物的生长而不去争名夺利,因而,水不与万物相争,万物也不会与水相争,此乃水“和”之表现也。试想,我们在全力开拓和谐社会构建新局面时,如果人人都能学学“水”的涵养与和气,净化自己的心灵,那么“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必将处处是春天。放眼现实生活,我们会发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生活上选择的努力方向呈现多元化的同时,许多人的思想觉悟、个人涵养并没有同步跟进,从而导致与“诚信友爱”相左的行为屡见不鲜。单以相对单纯的求知圣殿——大学中的生活而言,不少同学常常将如同手足的同窗友情于不经易间断送在彼此日常交往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上,更有误走极端步马加爵后尘者。其实,只要双方当事人能够坦诚布公,用心沟通,用爱交流,所谓的误解或隔阂都是不难消除的。毛泽东同志曾寄厚望于青年大学生,把他们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认为他们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因此,在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今天,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校园和谐建设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不但影响着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更影响着明天和谐社会的构建高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唯有淡薄名利之欲,“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 ,陶冶自己的情操,冶养博爱的胸怀“, 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才会更好地惠泽人民,造福后代。
四 “无量度人”的思想观念审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一是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因此,建设充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充满活力,就是要开创一种优秀的工作局面,让“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绩得到肯定” 。而道教经典《度人经》中“仙道贵生”“仙道贵度”所体现的利人利己、利世利国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于建设充
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道教本身就是“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 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 。它不但高扬“出世”的精神,要求道教徒们“度己”,而且也以“入世”的情怀要求道教徒们“度人”。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就是要养我德行、扬我薄力、济世利人,促进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和任劳任怨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搭建激发全社会
创造精神的和谐平台。无须讳言,当前社会中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人们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诸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比如,农民工权益保障、煤矿工作业安全、弱势群体救助、城镇改建与居民安置以及反腐倡廉等,如果处理不当,就不能尽快尽好地形成全社会成员认可的共同价值观,从而迸发出人们主动的创新热忱,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道教主张“既入大道, 身为得道, 虽为得道, 实无所得, 为化众生”,即不论自己的修行有多高,如果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不能服务于人民大众,那么也不能算得“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己全力去“为化众生”,那么充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定会生机勃勃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五 “性命双修”的行为理念审视
中共把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即要建设一个“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安定有序型和谐社会。这不仅适应了我国当前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更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健康的身体状态和更丰盈的精神生活就会很自然地成为更多人的共同追求。而道教“性命双修”思想无疑对于和谐社会构建大有裨益。在道教内丹学中“, 性”指心性、理性,又谓之“真性”“真心”“真神”等;“命”指生命、形体, 又谓之“元精”“元气”等。主张“性命双修”的道教内丹学,是迥异于中国儒学、佛教及西方传统的养生学而为道教养生学所独有的。中国儒学、佛教的养生学只重视心性的修养而忽略炼精气的命修,西方传统的养生学只重视身体的健康长寿而忽略炼心神的修持;而道教内丹术则践行“性命双修”,既主张通过身体锻炼升华人的生理功能,又主张通过心性修养净化人的心灵,并认为两者不可分离,二合为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道教这种“性命双修”的养生方法对于我们保持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大有借鉴价值。放眼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尽管社会组织机制上还存在诸多亟待健全之处,社会管理上也还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这让许多人产生了紧张焦虑、心浮气躁等亚健康心态,心理病人亦在不断增加,这一切无疑是我们构建安定有序型和谐社会的隐性杀手。如果我们能适当借鉴道教“性命双修”的炼养方法,去主动疏导紧张焦虑的情绪,去积极平顺浮躁的心态,那么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居乐业的居民生活必将指日可待。
六 “道法自然”的行为原则审视
作为一个综合有序的体系,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构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型和谐社会,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而道教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强调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合一,其理想的人格是一种自然人格” 。《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即“道”是万物的本源与规律,研究“道”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全面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今天,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本性,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我们如何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因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矣;万物归之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所以“自然之道不可违, 因而制之”。即我们要充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遵守生态规则,按自然规律办事。目前,我国的环保形势不容乐观,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双高”(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增多以及国民环保意识淡薄等现象无不在昭示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是和谐社会的自然物质基础。当前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有增无减,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高瞻远瞩地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些只顾眼前利益逆“道”而行的短视政策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因此“, 反者道之动” ,我们应该通过民主法制的推进和完善,遵循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重视资源的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道教文化与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建筑是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它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其建筑设计也体现了风水理念和原则。
从本质上看,风水文化和道教文化是两码事情,风水立足于世俗社会的生存需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环境;而道教立足于超世俗的“仙界”和“仙境”,追求一种精神世界中的理想环境。但是,二者从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环境的追求,又使二者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九星、气论等思想,风水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理想环境模式中的四灵兽与道教中四个方位的守护神颇有渊源,道教中的符录、斋醮、咒语等术语也同样流行于风水中。道教经典
《道藏》中收录有如《宅经》这样的风水著作,道教丛书中也有关于风水师“相地”的记载,而许多道士同时也是民间的风水师。正因为风水文化与道教文化之间有诸多联系,道教建筑除了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外,还包含了大量的风水理念和原则。风水理念和原则在道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始终都影响着道教建筑。东汉末年道教成立之初,便有“治”的修道场所的设立,三国时期有“二十四治”、“二十八治”的空间概念,道教早期的“治”已经有了风水文化的蕴涵。如《云笈七签》中收录有“二十四治”的首治“阳平治”的资料“, 治在昌郡彭洲九陇县,去成都一百八十里,道由罗江水两岐山入水路四十里。治道东有龙把守,神水二柏生其上;西南有泉,决水东归”。在资料中,作者记载了治所的路、门、泉、交通、方位等事项,这些关于治所山川形势、水流、方位等地理环境的描述也正是风水文化所看重的。资料中关于道教早期治所地理形势的提示性描述,说明在道教初创时期设立修道场所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了道士、香客和游客的出行方便、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有利于传道布教等因素,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风水文化中的“系统性原则”。所谓“系统性原则,即综合考虑地处中心、交通便利、地域、、资源、地质条件等客观环境因素”。
道教建筑是道教文化的深刻反映,是道教思想和信仰体系的生动体现,其建筑设计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道教建筑自道教成立以来就受到风水文化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打上了风水文化的烙印。加强对道教建筑和风水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道教文化在养生文化中的作用
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传统，富有“文化养生”的品格，这也是“道教文化”的在养生文化中的深刻意蕴。
关于“本体养生”。“本体”自然是哲学探讨万有存在基础的基本范畴，在道门哲学中，本体是指道体，即以道为本体。自在、整全、完美的“道”成为道门一切活动的思想导向，合乎“道”原则标准的言行举止都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实现“求以得，有罪以免”的身心安顿和天下大治。因此道门就提出了“道在养生”的观念，就是修道以养生。具体说来，就是知道、明道、修道、证道、得道的一系列过程及其结果，也可归结为“生道合一”的理念。
“道”的精髓何以在“养生”呢？这是因为“道”体具有“生”的特性。《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不过是万物中有灵者，自然也为道所生。《云笈七签·元气论》深入剖析了道与人身的关系：“道生阴阳，阴阳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既然“道”是“我”生的决定者，“我”之“生”（生命、生活、生存、生长等）必然守此道。只有保有了“道”，“我”之“生”才有了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坐忘论》说：“夫人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道从本质、本性上说是“周行不殆”地“长 久”存在，永不停息。在道门看来，人的存在以及社会的存在只有得到“道”，才能得以像“道”那样永恒地存在下去。《老子》第七章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从而奠定了“道法自然”的养生根本原则。在道门看来，得道则生，失道则亡，概莫能外。《太上老君内观经》曰：“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则长存不亡也。”只有“道”在我身，则我不亡，可得长生。恰恰因为世人难以知道、信道、行道、得道、守道，所以多未能长存。于是《内观经》还说：“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道不失，身常存也。”可见，“道”对于“养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世人不能养生者，并非“道”远人，而是人自远于“道”。《养性延命录》引《妙真经》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归结一句话，所谓本体（道体）养生，那就是主体对本体的认知与体悟，进而将这种认知与体悟导向对思想、行为的自我调适，最终达到养生的一种文化养生形态。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正是“道在养生”的深刻意蕴所在。
儒家经典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像
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一 儒家的“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二 儒家的“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三 儒家的“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儒家经典书籍
儒家经典主要指儒学十三经。《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值班总编辑：薛枫莉。
